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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,張紅兵公開懺悔,文革時他舉報母親“反革命”,致使母親被槍決。

那個年代裏,親情是“不提倡”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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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起過說出懺悔,10個人當中,6個人拒絕了

“我沒有做更大的惡,只是因為沒有機會”

“不是因為你不會,只是因為你運氣更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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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門口,一個同學的媽媽被當街亂打,她是個“地主婆”,掃四舊掃出來的,十三四個學生你一下我一下,就這麼打死了。

死成了一件很輕易、很常見、動不動就會發生的事。和所有人一樣,那時的吳琰不覺得這一切有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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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小在北京部隊長大,父親是部隊高官,他打架鬥狠、偷雞摸狗,身邊永遠跟一群小混子。

那一次武鬥改變了他。

那天,幾個紅衛兵正把一個男孩打倒在地,一下一下踢他的頭,他們穿著皮靴,踢得王冀豫一陣不安,“別踢了!踢死了!”他上去抱住男孩的頭。

一個紅衛兵一把拎起他:“他是階級敵人!你怎麼站在敵人一邊?”“敵人”兩字一出來,王冀豫沉默了,“我怎麼護著敵人?”

他覺得一陣羞恥。1967年,文革正風起雲涌,“階級敵人”意味著什麼,每個人都很清楚。5秒鐘之後王冀豫伸了第一腳,他也穿著靴子,一腳踢下去,一陣從未有過的快感。

47年後,說這5秒鐘徹底改變了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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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然有一天,她看到幾個同班同學走進門來,“熟人”把家裏所有相片扔到地上,七大櫃子的書,一部分扔進垃圾堆,一部分幾毛錢一斤賤賣了,另一部分投在地上,踩上幾腳,“資產階級小姐!”

她立在房間一角,眼看母親的照片被摔在地上,一個紅衛兵一腳下去,碾了幾碾。

她沒有阻止,只是立在那裏一動不動,很多想法一個一個從她腦子裏經過,千頭萬緒。

那不是憤怒,卻比憤怒更復雜,混合著羞恥、不忍、猶豫和費解,“我沒想衝上去護著那些照片,我老在想是不是我父母真的錯了。”

她不恨這些紅衛兵,相反,她急切地想讓自己加入進去,想了解他們,跟上他們,接受這個邏輯,而不是站在一邊。

她感到自己站在廣場裏,所有人都很亢奮,你打一下,我就要打兩下;我喊一句,你就要喊十句更革命的口號。那種吶喊像一種脅迫,“只要跟著喊口號揮胳膊,你就是安全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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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了不起,多大的罪,他敢認!”

“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母親是反革命,我會不會舉報?我想我大概會的。”

“你不能追,不能要求,更不能強迫,懺悔是一件非常個人的事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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