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uan's Palace

2013年，張紅兵公開懺悔，文革時他舉報母親“反革命”，致使母親被槍決。

那個年代裏，親情是“不提倡”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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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起過說出懺悔，10個人當中，6個人拒絕了

“我沒有做更大的惡，只是因為沒有機會”

“不是因為你不會，只是因為你運氣更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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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門口，一個同學的媽媽被當街亂打，她是個“地主婆”，掃四舊掃出來的，十三四個學生你一下我一下，就這麼打死了。

死成了一件很輕易、很常見、動不動就會發生的事。和所有人一樣，那時的吳琰不覺得這一切有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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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小在北京部隊長大，父親是部隊高官，他打架鬥狠、偷雞摸狗，身邊永遠跟一群小混子。

那一次武鬥改變了他。

那天，幾個紅衛兵正把一個男孩打倒在地，一下一下踢他的頭，他們穿著皮靴，踢得王冀豫一陣不安，“別踢了！踢死了！”他上去抱住男孩的頭。

一個紅衛兵一把拎起他：“他是階級敵人！你怎麼站在敵人一邊？”“敵人”兩字一出來，王冀豫沉默了，“我怎麼護著敵人？”

他覺得一陣羞恥。1967年，文革正風起雲涌，“階級敵人”意味著什麼，每個人都很清楚。5秒鐘之後王冀豫伸了第一腳，他也穿著靴子，一腳踢下去，一陣從未有過的快感。

47年後，說這5秒鐘徹底改變了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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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然有一天，她看到幾個同班同學走進門來，“熟人”把家裏所有相片扔到地上，七大櫃子的書，一部分扔進垃圾堆，一部分幾毛錢一斤賤賣了，另一部分投在地上，踩上幾腳，“資產階級小姐！”

她立在房間一角，眼看母親的照片被摔在地上，一個紅衛兵一腳下去，碾了幾碾。

她沒有阻止，只是立在那裏一動不動，很多想法一個一個從她腦子裏經過，千頭萬緒。

那不是憤怒，卻比憤怒更復雜，混合著羞恥、不忍、猶豫和費解，“我沒想衝上去護著那些照片，我老在想是不是我父母真的錯了。”

她不恨這些紅衛兵，相反，她急切地想讓自己加入進去，想了解他們，跟上他們，接受這個邏輯，而不是站在一邊。

她感到自己站在廣場裏，所有人都很亢奮，你打一下，我就要打兩下；我喊一句，你就要喊十句更革命的口號。那種吶喊像一種脅迫，“只要跟著喊口號揮胳膊，你就是安全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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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了不起，多大的罪，他敢認！”

“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母親是反革命，我會不會舉報？我想我大概會的。”

“你不能追，不能要求，更不能強迫，懺悔是一件非常個人的事情。”